河南之吼

      1914年农历九月，晋中的大地早已一片萧杀的初冬刚烈之气，这一年的寒风来得格外早，凛冽的寒流让平遥县城的一草一木都过早的凋零和枯萎了。整个黄土高原已经过了雁阵掠寒，寒鸦消声的时节，深秋高远的天空漂浮着稀淡的漠漠灰云，县城内高宅大院的厚重城墙也挡不住这种寒气，肃穆而静默的蜷缩在一起，似乎预感到什么要来临这个一直被幸运青睐的豪宅中的弄潮儿们。就在这年的冬季，山西票号的祖师爷“日升昌”倒闭了，票号作为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和原创制度的历史使命，从日升昌倒闭那一刻，已经标志性的走到了尽头。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是什么让这些小狮怒眼突凸出，悲跄泪下，它们的河南之吼，又在哀鸣什么呢？

       山西票号的快速衰亡，如同他们所承兑的汇票一样，充满着神秘和未知的色彩，至今为止，到底是何种原因让这个横亘在大江南北汇兑天下的金融恐龙薨然倒下？流行的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两个派别：一类是外因决定论，认为是晚清后政局的突然动荡和社会断裂的突变让晋商遭到了系统性风险的摧毁性打击，从而让票号群落无法自我改良自我适应而死亡。另外一类是内因决定论，认为票号群体自身的内部管理和领导决策失误，因为漠视风险和坐失改革机会而自取灭亡。在这里我不打算穷举那些分析和理由，我只是惊奇的发现：在制度跃迁发生的时候，新的制度安排实现以前的潜在可能收益时候，上节分析的一些票号的最优秀的经验和成功的要素在制度跃迁之后反而成了其致命的伤害，以前票号用来攻城拔寨利器，终于因过于锋利和自身过分亲密依赖，利刃的双面终于刺伤了自身生存的制度基础。

       其一：和清政府的密切关系，票号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财政困难时期提供政府可贵的流动性和汇兑和垫解京、协饷的特权。但由此带来的业务模式和利润单一的巨大的风险也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首先是清政府自身对金融业的改革和引进近代金融制度对票号的冲击。光绪末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银行条例》。这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法，条例将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山西票号的无形资产主要是商业质感和商业圈信誉。完全比照近代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要求票号需要一个过程。这点政府并未考量。接着清政府组建户部银行，（三家银行承接汇兑官银）其后几年，将票号的官银汇兑垫支权利渐渐剥离给大清银行，票号业务渐渐丧失了其官办的垄断特质。

    其次是动荡时期政府对票号的无休止的欺凌压榨。日升昌倒闭时，大公报有文章专门评论其失败原因：“（票号倒闭）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当时日升昌在武昌起义战火中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在京都等5个城市被抢的财银达15万多两，流动性危机本来就很严重，官府再度追逼，无疑对票号经营是雪上加霜。

    最后是战乱时期国家信用的丧失带来的货币危机通过汇兑传导给了票号。还是日升昌为例：“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当时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南方各地出现挤兑风潮。票号为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了大量纸币，纸币的贬值加大了票号的损失。

       其二：信用的基石，信用对于金融契约的重要作用无需强调。票号成功另一大法宝是几乎百折不挠的坚持信用。但在战乱时期对信用的执着和偏执的结果注定是壮美和悲剧的。这一点与美国人在70年代自行瓦解布雷斯顿体系放弃对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承诺截然不同，一个相时度势，趋利避害。另一个确痴情苦守，飞蛾扑火。票号如同在火海中的绝望的母亲保护自己婴儿一样，明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却仍然用自身几辈的资本积累本能般的呵护着自己最尊贵的孩子：信誉――直至一起被吞没在晚清战乱的火海中，制度跃迁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岂是弱小的中国民族金融所能承担？

    “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非但日升昌如此，当时所有票号都面临外债不敢不偿还，内债无法收回本金的局面。1913年，日升昌等14家票号仅债权就达3100多万两白银，大于债务640万两。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达近300万两白银，大于债务近47.6万两白银。内债因为票号长期对利润的渴望和贪婪坚持高效率的信用贷款，这在政局动荡的晚清无疑于火种取栗。在没有抵押对抗风险情况下，票号在风险发时在偿债团中处于劣势，银行优先获得抵押后才是票号获得赔付。以至于后期回收率不到一半。票号缺乏风险管理的恶果刹那全部释放出来，远远超脱了票号的风险承受能力。

     其三：独特的管理，票号所实习的总号掌柜大权独揽的制度在英明和有预见性的独裁者领导下确实能够在组织发展初期树立权威和高效率发展。但是作为一种长期制度，在票号获得非常的成功之后，掌柜们没有制约的权力和对历史成绩的过渡痴迷往往发展成守成，固步自封和腐败，从而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云泥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股东和管理层的共生奢靡、票号高层之间互相倾轧内耗不断、整个票号业大掌柜们对社会变革的漠视和侥幸心理等等。

    首先是中国古代重官轻商的文化造成股东和高级管理层在成功之后不再注重资本积累而靡费大量白银去满足封官荫子的封建终极需求。《申报》有一篇文章评论晋商的这种心理趋势：“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就日升昌而言，到宣统末年，东家李氏由于财富聚集，在家乡平遥达蒲村建了四座巍峨壮丽的大院，四座大院相同，极尽奢侈，人称“李家堡”。同时花钱将其死去的祖辈和尚未出身儿孙、甚至是女人都认捐大小官职。而本来该用于资本积累的大量白银被如此挥霍后，在遇到流动性风险时，根本无法与资本力量雄厚的银行竞争。

    其次是山西商人的人格具有极其豁达和大气的一面，有对长期利润的追求的眼光和坚持百年信誉的勇气和执着，但是其内部高层之间确一直不甚团结，甚至相互倾轧，互相拆台，这种不和谐的音调自票号发展之初就一直存在，到后期风雨飘摇，更是无人同舟共济，反而分崩离析，呈鸟兽状。日升昌倒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管理层的动荡：“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但是日升昌的高层倾轧由来已久，并不晚期特有。

    早年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就用权谋挤走二掌柜毛鸿翙，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培植的势力来要挟东家就范。而毛鸿翙离开到蔚泰厚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公然写信辱骂毛带走的人只是下等伙计。最庸俗和让人不齿的是这两位智商杰出的商业奇才到最后采取互相侮辱手段竟然极其低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我一直诧异于这种侮辱方式的效果？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在长大后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是否还会对自己的慈祥爷爷充满尊敬？更加搞笑的是，我在听导游解说这段故事时候，恰恰有几个外国人，他们一脸的费解和漠然，根本无法体验这两个古怪的中国老人这么做为何能对对方构成极大的侮辱？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多年的成功和奢华已经将这个组织群落的创新意识和风险意识消耗殆尽，守旧的商业伦理和固步自封的封建意识最终让票号决策层们错失了改良的绝佳机会。在日升昌的掌柜厅的正厅有一副平遥乡绅送给雷履泰的匾额：“拔乎其萃”。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烫金匾额在盛赞雷履泰的同时，竟成了票号掌柜们的一道魔咒：票号的继承者们再也没有一个能有雷履泰这样开制度先河的勇气和胆量了，雷履泰竟成了票号领袖的最高者，后人竟无人能在无数机会中顺势而为，继承其衣钵，将其开创的票号部落继续发扬光大。拔乎其萃既总结了雷氏成功的高度，又如谶语一般诅咒了所有的继承者，我们来看看票号后来的掌柜们是如何在重大选择关头愧对先人雷履泰的。

   在中国银行业发端之初，那些惴惴不安的银行家们是怀着敬仰和求教的心情叩响票号那些红漆大门的。当时户部银行组建时候，户部尚书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当时票号部分中层管理人，以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李宏龄为首的一群掌柜们意识到票号的种种弊端极力呼吁以总号掌柜能适应形势。出面组建银行。这群票号维新的倡导者们呼吁道：“（北京分掌柜）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而当时的媒体也纷纷呼吁票号重组银行，有媒体立论高远：“他族（外国）银行顿失其利。此不独晋人之愿，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有媒体晓以利害：“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大局莫支。。。。。。此数年必有之事。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但结果是凄凉的，蔚泰厚总经理，票号界泰斗毛鸿翰作出了断送山西票号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里有个细节很耐人寻味，给李宏龄传达总号决定的竟然是李宏龄在毛鸿翰手下供职的儿子。联想起雷履泰借病逼走毛鸿翙的手段，山西商人一如既往的继承了权谋政治的手腕和警惕，他们以自身利益至上为原则随时警惕哪怕是完全大公无私的专业性建议，而随时采用他们烂熟于胸的政治手腕来拉拢，打压或推诿。维新之中，其他票号的东家、掌柜态度，很难找到留存资料，但前面说到的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的态度是有书信记录的：“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这已经能反映当时大掌柜们的心态了：一旦票号资本合作成立银行，他们将失去对往日票号的绝对控制权，“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自私心理以及侥幸投机的心态，最终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改良的最佳机会。

  大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华尔街――天数，人事？

       在平遥古城的日升昌大院的角落里，总有一些幽静的角落，一些花白胡须的老人摆开一张八仙桌，铺呈上笔墨纸砚和汇票的原版宣纸红线底稿，游人如讨个彩头，即可要求写上：“xxx存白银xxx两于 xxx票号”之类的汇兑票据带回去收藏。我曾伫立观察过几个老人，枯瘦干净的手配上流畅圆润的小楷，一张类似一百年前栩栩如生的金融契约就在他们手下产生了。单从那一笔小楷殊为不凡的功力看，平遥城古风古蕴在此不经意处可略见一斑。上节提到过的李宏龄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自己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我在一个老人的八仙桌上看到过民国时期的线装本，翻开那发黄发脆的薄薄小册，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颇得二王笔意的蝇头小楷，珠圆玉润，每一提一按，舒展自然，率意天真。从笔意看，我猜想李宏龄在家乡再次回忆起当初的票号生死存亡的腥风血雨时，早已摆脱了当时的成败荣辱，经淡泊从容了。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历史不可逆转，但可以被假设：山西票号若如李宏龄所言，放胆革新，引进英才，改组银行，就可以在近代舞台上长袖善舞，继续风骚独步，从而破除票号盛极而衰的宿命了么？

      暂且先不回答这个假设，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腹地的山西县城，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华尔街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回顾社会分工和交易的形成。接着我们讨论交易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市场需求。最后在定义出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的要素集合后，由此得出华尔街的本质要求，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的山西大院是否符合这些内在本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社会分工是一个市场经济进步强大的动力。分工越细，效率提高就越快。但并不是分工越细越好，分工的细密程度要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限制要素主要是市场需求和信用。市场需求越大，对产量要求越高。供给方才有可能分离多种工序提高产量。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PC机在8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需求不够大所有部件由各个厂商自己生产，分工程序不太高。但是到了90年代PC大量普及需求增大,PC机产业链就加长了，产生了OEM厂家和大量独立的生产主板，内存等厂商，分工得到了细化。另外一个对市场规模的限制因素是信用，市场交换行为的完成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和交易信息的完备性。如果信用体系足够完备，能够让交易双方建立信任机制，那么交易发生的机会就大，市场规模也会因此增加，反之市场就会萎缩。由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有限理性、以及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判断交易品种（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客观价值的努力是很困难的，至少是很专业的。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机会，就是一个市场的核心魅力所在。

    资本市场的本质，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市场就是一种机制，它把人们关于同一品种的价值许多不同的主观测度揭示出来，用同一种尺度（货币）进行协商（竞价）。实现价值均衡。如果均衡最终存在并产生，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一种保障机制：这种机制用来辅助人们揭示各种资本品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轻松的定义资本市场的两大核心要素：价格发现和信用体系。其中，价格发现是资本市场核心功能，信用体系是资本市场的最核心制度支撑。价格发现又包括资金聚集和资金配置两个流程。资金聚集要保证把分散在社会的各界资金集中起来，以备下一步配置。资金配置是通过价格选择机制将这些聚集的资金分配给资金较高回报率的企业或者个人。在价格发现过程中，无论是资金配置还是资金聚集，都需要信用机制的支撑。信用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这个经典的例子很多，比如二手车市场，柠檬原理等等，信用机制用来尽量降低不对称性，如引入独立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等。第二是交易品特性，相比而言，简单商品价值容易定义清楚，房子汽车等商品是否符合其价格就要较长时间的使用才能暴露。由此增加了信用的风险。其中最难定义的交易品就是资本市场产品，由于其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折现、以及其交易兑付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定价不但有价值风险，还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第三是交易品价值，交易品价值低的由于受其诈骗成本约束（诈骗成本<交易品价格），产生风险的可能就小一些。但由于诈骗成本空间变大，收益空间也加大，价值量极大的金融票据、银行贷款就容易产生风险。第四是违信成本，在其他约束不变的情况下，加大惩罚力度等于增加违信成本，有利于信用市场建设。但这里有个约束：加大惩罚力度本身的成本如果大于带来信用提高的受益，则又构成社会福利损失。例如警察局为了防止一个小偷去偷窃10元钱而增加了5个警察的开支，则不如把用于这些警察费用的开支直接补贴给被窃者。根据以上信用问题需求分析，信用机制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支撑体系：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制度性安排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独立的契约执行构架，即法制社会建设。第二是于金融品的高流动性的投机品本质，决定市场需要独立专业的监管机构对市场实施持续监管。第三是资本的高流动性和超额受益的可能性决定金融机构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要求经营独立，这依赖于建立起金融企业的明晰的产权结构。而不是像《伟大的博弈》中早期描叙的华尔街投机者利用总统的权力那样糟糕。（名字）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独立的舆论和媒体中介，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等等。两个体系构成了整个信用保障体系。

    在分析了一个好的资本市场的要求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华尔街：早期的波士顿聚居了美国早期的富人，这些大家族手中的钱比纽约多得多，但波士顿没有华尔街，华尔街的自豪和秘诀就在于经过多次丑闻和多次濒临毁灭的洗礼，形成了迄今为止最先进的资本市场构架，能最大限度配置金融资源（价格发现）和有最让投资者放心的信用支撑体系。安然丑闻发生后，华尔街信用体系受到挑战，在阵痛之后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为其信用体系建设不惜加大执法成本和提高上市门槛，为此牺牲融资额也在所不惜。体现了其捍卫其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纯洁性的决心。1817年那个毫不起眼的纽约交易所和其所在的华尔街，谁也想不到当今天我们探求美国经济起飞的内在驱动力时候，没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其创新体系，是美国经济崛起以及数次走出泥潭的发动机。祁斌在《伟大的博弈》的序言中写道：“从美国初期的大规模运河和铁路建设融资，到联邦政府发债赢得南北战争，再到华尔街支撑十九世纪的重工业化进程，直到1900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华尔街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滚滚不断的现金洪流。”在危机时刻，我们也看到华尔街一次次站起：“1914年7月3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伦敦和纽约交易所停市，无限期。。。。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确定手上证券的价值。”（伟大的博弈，237页）如果我们把华尔街看成一种不断演化的制度的话，我们可以引用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一句话：“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游戏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体现在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华尔街无疑是出色的起到了一个先进制度的应有的功效。

    同样作为制度演化的山西票号，是否尝试过资本市场的根本功能：价格发现并配置资源呢？早期的票号曾经对培育民族资本有所尝试，比如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这已经是票号最早的华尔街业务模式了。但山西票号后期和封建资本过多结合获取垄断利润后对放贷的业务的重心并不突出，加之清朝末年南方战乱频起，“北存南放”的票号遭受过几次损失之后业务大为萎缩。这一点上，山西票号较胡雪岩的阜康票号要差很多。票号史学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票号在资源配置上不够出色，在资源聚集上做的又是如何呢？在票号鼎盛时期，普通商户和500两银子以下客户是不能存银的。票号基本上服务于官银汇兑和解饷。 而稍后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创始人 陈光甫信奉"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首先推出"1元开户"，很快便受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另外在放款和汇兑上也力倡"服务"。如举办500元以内的职工低息小额贷款，免收个人小额汇款的汇费等。所有这些，即使当时票号已经风雨飘摇，仍然都不愿顾及的。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小处而起的资金集聚，以后却走到了民营银行发展的顶端，山西票号的成功要用资本市场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一条是合格的，“中国华尔街”的称谓，既是对华尔街的无知，也是对票号本身的无知。

   有了以上关于资本制度的分析，再来看本节开始提出的问题：李宏龄所痛心疾首的改组银行提议，是否是票号能够得以中兴的灵丹妙药？放宽历史的视野中的票号，银行等金融制度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变迁，在基于上述的资本市场框架中，是可以试图拟出一些制度变迁的周期律，来回答这个假设。

   在票号消亡之前，有一次对票号的打击和以前完全由战乱引起的很不一样，值得深思：

        1910年 上海因橡皮股票投机买卖骗局引起一次金融风潮，史称“橡皮股票风潮”。1903年，英商麦边在上海设立“兰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植公司，实是一家并无业务的空头公司。该公司乘1908~1909年世界橡胶大涨，大做广告，捏造经营事实，虚称每季发放股息，骗取社会信任。以致兰格志股票市价被炒到超出面值20多倍。麦边等外国骗子乘机抛出大量股票，携款卷逃。外商银行同时宣布停止接受股票抵押，并追索以前所做股票抵押放款。橡皮股票顿成废纸。持票人纷纷破产。1910年7月，购入和受押橡皮股票为数巨大的上海正元、兆康等钱庄倒闭，引起连锁反应，使半数的上海钱庄倒闭，酿成巨大的金融风潮。而票号也广受牵连。

                                              ―――张国辉 《中国金融通史》

       这次票号所遭受的损失是由于票号放贷钱庄，钱庄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盲目放贷给资金炒家炒作股票，结果造成巨大风险。当时人们对股票认知有限：《申报》评论：“华人之购股票，不问公司美恶”。社会意识所有股票都是投机工具，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921年银行因为收缩银根，股市资金失血导致了股价的下跌，引起了投资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量股票被抛售，许多钱庄，交易所关门。又导致一次金融危机，就是所谓的“信交风潮”。在票号濒临死亡的最后几年，市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不是以前战火的洗礼遭受抢劫那样暴力，可能是一夜之间毫无征兆的让一家银行破产和证券公司歇业清算!李宏龄所渴望的资本避难所：股份银行，在此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不但没有成为广大投资者的福址，反而屡屡爆发金融危机，吞噬了无数金融资本，危害了整个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上面资本制度分析我们知道：资本由于其强流动性，契约执行的高风险性要求极其强健的信用体系，而信用体系又依靠强大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而这些正是晚清后的历届政府所不具备的。南京政府成立后，由于战争需要，除了继续发行军事外债外，还建立起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联合组成的国家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初期对稳定战时金融、打击黑市金融、为政府筹措资金、提供了支持。但由于银行和财政相关度太高，金融资源在毫无制约和监管的情况下遭到南京政府大肆挥霍和浪费之后。南京政府最后遭遇财政兑付困难时的解决手段很容易演化为货币危机，从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由此带来两次全金融业的深度危机。深度考察危机的根源：信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监督和宪政体系的不完备；宪政体系的缺失又来自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架构；政治构架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民众心态的自然选择和沉淀；而社会意识和民众心态的选择和沉淀又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和舶来的资本主义思潮的骡马结合。  在回过头来拉长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金融：如果把钱庄、票号、银行，以及后来的信托公司看成是一次次的制度跃迁，这些一次次的制度替代和创新还是取决于制度成本：“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如果一次次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就是这些制度（钱庄、票号、银行等）本身，这些供求发生交易的价格体系无疑就是那些潜藏在社会意识深处的传统文化沉淀和西方思潮结合的影响。当票号改变为银行的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时，票号就无可选择的被银行替代。在政府信用垮台和独立宪政之间作为两种制度安排而衡量的时候，在当时的南京政府被动选择的价值体系里，他们选择了用政府垮台来代替宪政政府。（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后记：    

         5月的晋中大地，晌午时分已是火热非常。离开平遥县城时候，回头遥望渐渐远去厚重和沉默的承载着票号文明的古城，慢慢梳理和品味这半日的所得：票号作为一种制度，如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善恶的因子，有利己的本能，有利他的超然，最后也有作为制度的生老病死。这一切，都在这古城中如标本一般袒露在我们面前。这个金融制度的历史标本带给今天的我们最大的启发又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票号对信用品德的操守和敬畏――虽然这种敬畏曾经成就也曾戕害过票号本身。――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我们仍然要对资本市场的规则和戒律充满敬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拯救美国信用的摩根老人――在接受国会听证委员会询问 “商业信贷的最重要因素”时，他毅然的回答：“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比金钱和财产更重要，····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作抵押，····”（伟大的博弈，170页）